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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陈晓平:护照、被骗、恋情——梁启超夏威夷史事补说
来源:本站原创  作者:admin  更新时间:2022-06-19  浏览次数:

  1899年12月31日,梁启超抵达夏威夷,居留7个多月,其间发生了不少大事小事。与孙中山的分合、檀香山保皇会的成立壮大为其中荦荦大者;小事之中,假护照为一桩,筹款“受骗”为一桩,都值得重新探讨。此外,梁启超想象中的与何蕙珍的所谓“恋情”,如今看来实系神女无心、襄王多梦,何蕙珍演讲揭示的本土女权主义海外传播路线年梁启超夏威夷之行,学者郭世佑、陈忠平已有丰硕成果,笔者拟利用更多英文报道拾遗补缺,也试图澄清一些误传。

  1899年12月20日下午1时30分,梁启超从横滨乘坐“香港丸”(Hong Kong Maru)前往檀香山(火奴鲁鲁)。可怪的是,他抵达檀香山的日期,竟有两种说法。任公自己在《檀香山游记》中写道:“三十一日,舟抵檀香山,午后两点登岸……余之登岸也,埠中同志无知者,一人独行,言语不通,甚苦之,于是投亚灵顿客寓暂居。”亚灵顿客寓,即Arlington Hotel。他自己用日记形式记载,言之凿凿,似无可疑之处。

  2000年,近代史学者郭世佑发表《梁启超庚子滞留檀香山之谜》一文,对此提出疑问,认为梁启超抵檀日期,应为1899年12月30日。郭世佑依据的是清廷驻檀香山领事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的报告:“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,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,严密稽查。”(《伍廷芳集》第75页)该领事自言见到梁启超,农历十一月廿八日换算公历为12月30日。郭世佑问道:“究竟是长途劳累而且还晕船的梁启超自己记错了,还是清方领事的禀报有误?待考。而一般说来,后者的工作流程当有逐日记载,其失误的可能性更小。”

  檀香山领事负有监督梁启超动向的责任,郭世佑认为他发生失误的可能性小,这个判断如今看来不准确。檀香山领事这次情报失实,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纯属失职,仍有待考证。“香港丸”原计划于12月30日抵檀,稍作停留,当天继续前往旧金山,这在12月29日檀香山报纸The Pacific Commercial Advertiser船期公告有披露。

  但事实上“香港丸”31日才抵檀,是在途中遇到大风暴造成的延误。这艘邮船开往旧金山的时间也因此推后到1月1日中午。梁启超《夏威夷游记》对此也有简略记载。1月1日,《太平洋商报》专门报道了“香港丸”遭遇风暴的惊心动魄的旅程,巨浪翻腾,前路茫茫,邮船不得不抛锚32个小时,等待风暴平息。24日晚,暴风打断了船首斜桅,一个船员被巨浪抛入海中,努力营救,终归无效。无论如何,“香港丸”比原定计划延迟了1天抵达,报纸报道确证梁启超抵檀日期为12月31日。

  1月1日《夏威夷星报》报道,梁启超“预期在夏威夷停留一个月,然后前往旧金山、纽约、华盛顿”。这次出行,梁启超原以美洲大陆为主要目标,尤其是华侨集中的旧金山、纽约,夏威夷只是前站,孰料一住住了7个多月。他自己解释说:“适以治疫故,航路不通,遂居夏威夷半年。”(梁启超《三十自述》)这一年正当夏威夷发生鼠疫,美国大陆对中国人、日本人入境严加限制,当时实行隔离14天的规定,即赴美前“往海滨关闭半月,乃许行”。(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梁启超年谱长编》第204页,以下引用简称《长编》)但防疫控制并不是他滞留夏威夷的唯一原因。

  同一天的《夏威夷星报》刊登抵埠贵客名单,从“香港丸”邮船下来的有两名日本头等舱旅客,第一名叫做B. Kashiwabara,第二名为Yoichi Abe。表面上看,似乎没有报道梁启超抵达的消息。其实不然,Kashiwabara正是梁启超的护照姓氏,汉字写作“柏原”。同一报纸新闻版面说,梁启超已入籍为日本国民(subject),改名Kakuabala,这个拼写错误估计是道听途说所致,至于说梁启超入籍日本,事出有因,报纸并无捏造。一经抵埠,梁启超“是日即往见日本领事斋藤君,适外出,未得见,见副领事田中君而归”。(梁启超《夏威夷游记》)他前往日本领事馆,是以“日本国民”身份向“本国”领事官报到。当天他只见到副领事,梁启超心有不安,过两天又专程登门拜访,终于见到正领事,一颗心终于落了地。

  梁启超一下船,到旅馆安顿下来,立即前往拜访日本驻檀香山领事,此事对他来说是第一要务。他持日本护照入境,法律上说即属日本国国民,应受日本领事保护。清廷对梁启超赴美十分惊恐,曾发电报要求驻美公使伍廷芳严加防范。若清廷檀香山领事倾注全力加以留难,梁启超连入境都有问题,遑论开展工作,甚至会有危险。梁启超必须第一时间拜会日本领事,取得对方提供领事保护的当面承诺。

  梁启超这次以亡命之身赴檀,清廷总理衙门、各口岸海关当然不会给他颁发护照。他是冒用日本人柏原的护照入境檀香山。丁文 江、赵丰田《长编》称:“先生此次出游原是应美洲华侨之邀游历美洲的……出发时为旅行安全计,先生并冒用日友柏原文太郎的姓名和护照。”4月4日,梁启超上康有为书说:“檀禁华人更甚于金山,弟子之来乃以柏原名来者,仅能登岸耳;美境尚未可知也。” (汤志钧等编《梁启超全集》第19卷第184页) 按《长编》的叙述,似乎梁启超是直接用了柏原文太郎(Buntaro Kashiwabara)的护照。柏原文太郎是梁启超当时最亲密的日本朋友,做过他的居亭主人。《杨维新与丁在君书》称:“此君与任公先生交厚,当时约为兄弟。”梁启超赴檀之前,柏原前来送别,赋诗相赠:“我昔灵山会,与君为弟兄。千劫不相遇,一见若为情。许国同忧乐,论交托死生。如何别容易,无语只惺惺。”任公与柏原的关系,可用生死之交来形容。

  学者杜卓尔2002年曾发表《梁启超以日本护照赴夏威夷事件(摘要)》, (《琼粤地方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第11页) 依据东京外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,认定梁启超入境时持有的是“柏原文次郎”的护照。如此,则《长编》记载有误。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对梁启超是否入籍日本没有把握,对此进行调查,发现找不到梁启超的入籍证明,但联系到了柏原文太郎,柏原文太郎在一封信中解释了他的护照如何落入梁启超手中,论文摘要没有披露细节。领馆经过调查,明白梁启超并未正式入籍,日本政府没有责任保护梁启超。夏威夷领事遂通知日本驻旧金山领事,如果梁启超入境美国本土时护照被没收,“他将会有危险”。3月3日,梁启超上康有为书,陈说去旧金山“上岸之无把握最可虑耳”。到旧金山上岸没有把握,指的是护照有问题。

  相当长时间内,学界都将梁启超滞留檀香山归因于疫情。现在看来,梁启超不便去美国的原因,是防疫控制与使用假护照两者兼而有之。若清廷驻美使领馆情报准确、证据确凿,向美国移民局举报,移民局可没收假护照,对梁启超十分危险。

  4月29日,梁启超致信康有为:“美属弟子现时暂不往,实前者持日人名字之护照来,今日领事言,若往金山,彼处日吏不能肩保护之责;苦口劝勿往,并云已告金山领事,此护照作为废纸,若往恐生大不便云。故今只得暂留招待,前所托美人事,回复若何,再为后图。” (《长编》第231页) 到7月初,据郭世佑所引梁启超致孙眉函,梁氏似又改变主要,想冒险一试,因行前收到新加坡、香港两地要求他东归襄理起义的电报,赴美计划又再次终止。

  清廷驻檀香山领事杨蔚彬不仅弄错了梁启超抵达日期,还把梁启超护照姓名也弄错了。杨蔚彬就梁启超入境一事,呈递禀文给驻美公使伍廷芳称:“十一月廿八日日本邮船名香港丸抵口,当即会同美国税关官员登船严密稽查,其搭客姓名册内,并无梁启超其人,亦无中国装束、形迹可疑之人;惟头等客舱内有已经易服剪发自称籍隶日本之吉田松阴一名,其面貌与市间所售梁逆照相片无异。经税关再三盘诘始露痕迹。惟该逆持有日本政府护照,碍难驳回。” (《伍廷芳集》上册第75页) 杨蔚彬说梁启超护照名字为“吉田松阴”,这个说法肯定错了,却也有一定由来。

  吉田松阴(1830-1859)是日本幕末时期著名的志士、思想家、教育家,倡导“尊王攘夷”思想,勤于著书讲学,因策划暗杀藩臣而被处死刑。吉田的学生高山晋作继承其遗志,打响了幕末维新第一枪。梁启超极仰慕这两师徒两人,将吉田松阴誉为“新日本之创造者”,1906年还出版了《松阴文钞》一书。1898年12月2日《申报》称:“中国逆犯康有为之徒党梁启超,遁迹日本后,自知罪大恶极,不容于礼仪之邦,遂窜入日籍,更其姓曰吉田,名晋。”因仰慕吉田松阴与高山晋作,梁启超到日本后曾化名吉田晋,此事经《申报》报道后,海内外华人多有知之者。杨蔚彬报告的错误,是想当然地利用了不可靠的报章报道,也意味着他没有看到护照上的登记姓名“吉田文次郎”;逻辑上还有一种可能是有意为之,但出于什么动机作假,则殊难知晓。

  杨蔚彬(1868-1929),广东新会人,香港富商之子,举人,弱冠追随伍廷芳,1896年随伍廷芳使美,任使馆参赞,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,清廷以杨蔚彬为驻檀香山正领事。杨蔚彬奉清廷严令,不得不按要求行事,他对檀香山保皇会的活动,确有压制、阻挠行动,曾将保皇会名单上报清廷,使清廷得以抓捕保皇会成员在中国的家属,当时夏威夷英文报纸多有报道。

  杨蔚彬对檀香山保皇会成员的迫害,令梁启超极为愤怒,两个新会同乡因公事而产生私仇。1902年8月4日,梁启超发表《民选领事问题》,对杨蔚彬展开猛烈攻击:“中国驻扎檀香山领事杨蔚彬,贪污残暴,阖埠侨商久欲得其肉以为食。”(《新民丛报》第13号)8月12日,清廷有上谕一道:“交外务部。军机大臣面奉谕旨,有人奏,檀香山正领事杨蔚彬、古今辉同恶相济,鱼肉华民,有售烟、贩人、聚赌各款,请饬查办。等语。著外务部查核办理。”(《光绪朝上谕档》第28册第177页)合理推测,这是梁启超透过有关系的京官,摭拾无根之谈,参劾杨蔚彬以作报复,迫使杨氏去职。

  杨蔚彬在檀香山,协助清政府迫害保皇会会员家属一事确属污点,但参劾奏折所言大多不实。杨氏任内,保护华侨方面不仅是尽力尽责,简直可以说表现英勇。1900年初檀香山大疫,1月20日美国殖民当局封锁华埠,有一华侨染疫,军警焚烧其房屋,火势失控,即将延烧全埠;杨蔚彬率领华侨突破警戒线“冲围而出”,保住了数千人性命,事后并加以救济、安抚,无微不至。事定之后,华侨团体写成《华侨恭颂杨领事文》作纪念。 (1929年《檀山华侨》“华侨史”第39-40页) 杨蔚彬还尽心调查华侨损失,向美国政府力争,终于让华侨得到适当补偿。 (欧济霖等《新会华侨华人史线页)

  被劾罢职之后,杨蔚彬回香港继承父业,为清末民初香港商界领袖之一,1905年结识陈少白,加入同盟会,广东光复后任军政府筹饷局主席,从香港筹款200多万元,对辛亥革命有较大贡献。入民国后,杨蔚彬主要使用“杨西岩”一名。孙中山开府广州,杨西岩在财政方面助力甚大。当他在檀香山奉命压制保皇会时,被人看作清廷鹰犬,孰料后来变成孙中山在财政方面的得力助手。今人有条件了解杨蔚彬后来参加革命党、力助孙中山的后事,才不至于把他只认做压制檀香山保皇会的帮凶。

  学者张朋园曾认为,夏威夷商界闻人赫钦骗走了梁启超2万银元。两人本来约定一起去纽约,后梁启超未能成行,赫钦一人独自前往,“赫钦去后,消息全无,任公再度受骗。” (吉林版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》第99页) 3月20日,梁启超禀复康有为,菲律宾雇佣军“五百人每月仅需一万五千(华银)之间”,2万银元对准备起兵勤王的保皇会来说十分重要。梁启超被骗一说多年里已被学术界广泛接受。证诸当年夏威夷各报纸报道,此说似有再议的必要。

  1898年3月,在公平人寿保险公司(Equitable Life Insurance Company)工作的赫钦(Clinton J. Hutchins),带着西方名人给李鸿章介绍信,从夏威夷出发前往中国、日本。 (1898年3月29日《夏威夷星报》) 这年5月2日,上海《北华捷报》也报道了公平人寿公司赫钦抵达上海的消息,并说他将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。8月15日,该报又报道赫钦从武昌乘船赴天津。

  1900年1月4日,《夏威夷星报》称,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赫钦,昨天代表保皇会梁启超拜会外务大臣莫特-史密斯(Minister Mott-smith),询问“逆犯”梁启超在夏威夷会不会被强制遣返。1898年,美国吞并夏威夷王国,派莫特-史密斯常驻夏威夷,相当于“钦差大臣”,监督夏威夷政府的施政。莫特-史密斯给赫钦打包票说:放心,梁启超将享受美国的自由与保护。

  赫钦自称:一年多前,他常驻北京的时候,认识了康有为、梁启超;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当天,他刚好从天津回到北京,当他骑马前往酒店时,见到梁启超匆匆逃往日本公使馆;又称他曾在李鸿章府邸见过梁启超。赫钦先后服务的两家公司,均为当时居于前列的大型保险企业。赫钦担任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夏威夷地区经理,属于商界翘楚,信用素著。赫钦还是夏威夷的主要领导人之一。以赫钦的身份地位,不像是卷款潜逃的角色。

  梁在夏威夷,曾有一西人名为“鲁云”者与之联络,说纽约有一富翁曾贷出3000万元帮助古巴独立,或可商请他提供融资给勤王事业。3月20日,梁启超上康有为书称:“前书所言之鲁云,其人不甚诚实,不可恃之。现别与一人商,其人名赫钦,且云在北京合肥座中曾与弟子相见者,政变时彼正在京。此人在檀为有名望商家……弟子一到,彼即来见。尔后月余,未曾与商大事。昨数日前,始商之,彼发大心,肯偕往纽约,谓若弟子往见各富豪,肯签名许以非常利益,事之成可望八九。弟子决于下月偕往,唯彼在檀,薪工甚昂,与之同行六月,须万金(美国纸)乃能偿其利益。既与檀中同志共商,皆谓此人可信,孤注一掷亦无妨。现决意以本会所收得美金万余充此事之用……” (《长编》第204页;标点符号有一处更动)

  4月5日,梁启超禀康有为称:“现托赫氏所办之事,需费二万元(华银)。” (《长编》第213页) 张朋园《梁启超与清季革命》一书据此认定赫钦拿了梁启超2万元去了美国,“消息全无”。此事仍有再探讨的空间。原因在于,这个融资计划,最初是一个叫“鲁云”的西人向梁启超提出,后来觉得此人不诚实而终止,转而与赫钦商量。换言之,这次是梁启超主动联系赫钦,请他帮忙游说纽约的风险资本家。梁启超扮演主动角色,赫钦是被动一方。梁启超曾预定4月11日与赫钦一道赴美洲大陆,因假护照问题未能成行,被迫委托赫钦单独赴美,全权办理。

  从4月26日至5月3日,赫钦郑重其事地连续在夏威夷报纸刊登授权委托书:“敝人不在本岛期间,威廉布莱斯代尔先生代表我全权处理各项事务。”公开刊登委托书的举措,似意味着不论事情成否他都会返回夏威夷。5月5日,赫钦搭乘日本邮轮“美国丸”前往旧金山, (1900年5月5日《太平洋商报》) 7月26日乘坐“里约热内卢”号轮船回到夏威夷。 (The Honolulu Republican, July 27, 1900) 下船不久,赫钦即以“中国通”身份接受采访,大谈当时北京使馆区被围情况,对融资一事没有提及。 (The Evening Bulletin, Honolulu, July 27,1900) 7月30日,《夏威夷星报》就保皇会问题采访了赫钦,称之为“太平洋人寿保险公司地区经理”,曾在北京住过两年。赫钦回檀,既见诸报纸“抵港旅客”名单,抵埠后又马上接受记者采访,第二天见报,这似乎不是骗子应有的行为。10月15日,赫钦参加夏威夷大会,此后一直到1918年,都可看到他在夏威夷非常活跃,见报超过800次,拥有很高声望,1918年曾被提名为夏威夷总督候选人。此前学界认为赫钦“一去不返”的判断是错误的。

  赫钦向梁启超索要的钱,是误工损失补偿,梁启超好几次谈到金额为2万元。不过,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上康有为书称,实际交给赫钦5千美元加1千银元。 (《长编》第221-222页) 当时1中国银两约折合0.65美元,1中国银元约等于0.72两。以此折算,梁启超总共给了赫钦5400多美元,折算银元约10600多元,与梁启超其他场合所说2万银元有较大差距。

  赫钦可能是在误工损失之上加上了差旅、招待等项费用。问题的关键是,这是梁启超事先同意的费用,双方并无约定事成之后支付,而是不管成功与否都先行支付。笔者认为,这时候梁启超病急乱投医、孤注一掷,这种约定尽管可以认为不合理、不平等、很吃亏,按契约自由原则判断在法律上并无问题。对方收到这笔费用后,只要尽力而为,不成功也不构成诈骗。

  检索1900年7月以后的夏威夷报纸,没有见到保皇党向赫钦追讨款项的报道。按美国制度,司法案件事无巨细都会在相关报纸上公布,夏威夷同样如此。何蕙珍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,本属平常事,也按规定在报纸上连篇累牍登公告。赫钦回檀之时,梁启超固然已离开,但保皇党机关尚在,干部人才济济,却始终未见任何提起诉讼的报道。檀香山保皇会自3月份开始向政府申请立案,有位十分能干的西人律师代为办理各项手续,保皇会并非无人可用,为何对这一“诈骗案”忍气吞声?所谓赫钦“骗”了梁启超2万银元的说法,缺乏过硬证据,反证却颇多,似不可当作定论。

  陈忠平《梁启超与何蕙珍“情事”新考》,依据夏威夷档案、报纸,指出各方著述对两人关系有太多“渲染铺张和浪漫想象”,甚至是“偏信、误解或曲解”。该文力证何蕙珍是个女权主义者,也是坚守一夫一妻制的虔诚基督徒,对她与梁启超的所谓“恋情”表示怀疑。梁启超在1899年底到檀香山,但直到1900年5月24日才在家信中提到何蕙珍,6月30日家信中又说“月余不见此人”,两人接触时间很短,也不频密。陈忠平认为:“何蕙珍明智地表白双方已无可能结为连理,甚至无法再次相遇,因此仅仅希望获得梁氏的照片以作纪念。然而,梁启超却因此展开他在夏威夷的柏拉图之恋。”

  何蕙珍为中国最早的女权主义者之一,此事比虚无缥缈的所谓“恋情”重要得多。1902年12月6日晚,在溃溃街(Kukai Street)保皇会会所,何蕙珍用英文发表演讲,乃弟何望(Ho Mong)翻译中文。何蕙珍痛陈华人妇女长期处于被禁锢状态,生活圈子狭窄,与外部世界没有交流,不了解公共事务,呼吁作出改变;何蕙珍宣称,妇女解放的时代业已到来。

  演讲后半段,她郑重其事地向听众介绍了几位中国女权运动先驱者张竹君(Chong Chuck Kwan)、杜清持(Too Ching Chee)、薛锦琴(Lii Kom Kom,此处姓氏拼写有误)的事迹。 (1902年12月8日《夏威夷星报》) 何蕙珍对广州、上海女权运动的最新动向十分清楚,这些信息可能来自薛锦琴。中国本土女权主义运动,如何从广州、上海向夏威夷、加州传播,何蕙珍的这篇演说提供了不可多得独家史料。将何蕙珍演讲内容与其他史料结合,可约略窥见近代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最早历史。

  张竹君(1879-1964)出生于一个有着西学背景的家庭,1900年初毕业于广州博济医院,先后创办褆福医院、南福医院,为女病人服务。行医之暇,她召集官绅眷属和相知志士,集名园演说,鼓吹男女平等,“以为女人不可徒恃男子让权,须自争之;争权之术,不外求学。” (马君武《女士张竹君传》,1902年《新民丛报》第七号)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,张竹君发起成立粤东赤十字会,准备赴东北战场救伤,到上海时为人挽留,先后创办上海育贤女工业学堂、女子中西医学院,致力于培养女性的职业能力而达到经济独立。1911年武昌起义一爆发,张竹君组织“中国赤十字会”救生队前往武汉进行战场救护,堪称女子解放运动中“行动派”的翘楚,与单纯的“言论派”有别。

  杜清持是与张竹君同时在广州出现的女权领袖。1901年4月19日,她在《清议报》发表《女子亟宜自立论》,提出女子“是贵自立焉!设女学、阅报章、交游广、知识多而已。”这篇文字堪称女性自主女权运动的檄文。杜清持与张竹君相同之处在于坐言起行,在用文字加以提倡的同时,即与同志举办女子阅报社,1902年先后创办广东移风女学堂、时敏女学堂,后又主持坤维女学堂,成绩卓著,为近代广东杰出女教育家。 (黄湘金:《杜清持与近代广州女子教育》)

  1901年3月24日,年仅16岁的女学生薛锦琴在上海张园集会上发表长篇演说,呼吁政府抵制俄国对东北的侵略,被日本妇女领袖福田英子誉之为“中华之贞德”。薛锦琴的女权观,集中于要求女子教育权。1902年夏,薛锦琴赴美国留学,经停日本时,曾与梁启超有过深谈。何蕙珍在演讲中说,2个月前薛锦琴曾在夏威夷停留。据《太平洋商报》船期公告,薛锦琴(按官话拼写为Sieh Kin King)乘坐“美国丸”轮船,于1902年10月15日晚上7:30抵达夏威夷,16日上午10时出发前往旧金山。从何蕙珍口气猜测,她们两人可能在停船期间见过面,有过深入交流。

  1903年10月12日,薛锦琴在旧金山创立“中国女维新会”。该会派送的传单指出:“又或谓男女之大分别,在男子有学问以助国家。殊不知学问由于读书,彼未受教育之男子,与不读书之女子何别?男子得读书而有权利,女子独不许读书,而俾之失其权利,是事之大不公者。……我本国腐败之近情,与其贫苦之现状,皆由习俗相沿,不重女子教育之故,则男女必并重教育明矣。” (《万国公报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号) 留美期间,薛锦琴极其活跃,是美国华侨女权运动的重要人物。

  晚清女性实行自我解放,实以张竹君、杜清持、薛锦琴为最早,她们都在1900-1901年间开始其女权主义言说与实践。戊戌维新时期,康梁等人有倡导戒缠足、兴女学、办女报的举措,一时间曾风起云涌,然而这些活动并非女性自身主导,该时期参与妇女运动的女性,几乎都是以男性名流家属的面目出现。以此衡量,戊戌时期的活动,只能算是中国女权运动的“前史”。与1900年前不同的是,张竹君、杜清持、薛锦琴都坚持言论与实践并重,在独立自主基础上,与主张妇女解放的男性进行合作。

  笔者从夏威夷英文报纸中,找到陈忠平未及注意的何蕙珍家庭史料,略作补充。1903年8月,何蕙珍父亲何广荣去世,遗下11个子女。他立下的遗嘱有颇多新颖之处:给10个未成年子女每人1美元;银行存款约3000美元,保险单价值约1000美元,以及一些公司股票,均由寡妻及长女何蕙珍继承,以何蕙珍为遗嘱执行人。(1903年8月10日《夏威夷星报》)这个安排意味着,何蕙珍要承担起将全部弟妹抚养教育成人、帮助其成家立业的责任。从后续报道看,何广荣的遗产实际超过5000美元,在当时的夏威夷华人当中,算比较富裕。

  附带一说,何蕙珍在英文报纸上的名字,有过多种书写形式,有些是记者、编辑的笔误。据陈忠平考证,何蕙珍是广东归善(今惠阳)人,笔者认为她出身客家,在遗产继承等法律场合,用的是Ho Fui Jin,按客家话发音拼写;在其他很多场合,也写作Ho Wai Chin,这是按广府话发音拼写。后来,何蕙珍主要用Pearl Hoe,这是按“珍”的字义“珍珠”转为英文Pearl。

  1921年7月22日,《茂宜新闻》报道何蕙珍弟弟、弟媳在茂宜岛为新生女儿摆满月酒,何蕙珍从檀香山过来参加庆贺。令人惊喜的是,参加满月酒庆祝活动的,有中国第一个女飞行员唐秀容(Anna Tong)和她的丈夫罗新保(Apau Paul Low)。何蕙珍和罗新保乃是广东惠阳同乡,罗新保母亲姓何,两人或者有一定的亲戚关系。

  据陈忠平所述,到1930年,何蕙珍把弟妹抚养成人,大体嫁娶已毕,她与寡母、一个单身弟弟、一个离婚妹妹同住。从她的家庭状况看,何蕙珍是极有责任心的女子,她在与梁启超相遇之前数年已抱定不嫁主义,明白自己担负着抚养一群弟妹的责任,加上她的基督教信仰,应该不会产生给梁启超作妾的念头。梁启超从何蕙珍求照片、赠纨扇之举,误以为“神女有心”。梁启超之前在中日两国遇到的女子大多作风拘谨,面对夏威夷长大的活泼开朗的华侨女子,未免作过多联想。